作者：过家鼎 来源：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1948年我从上海圣芳济中学考入国立复旦大学外文系。我的志愿就是通过学习外文（特别是英文）来报效祖国。1952年春，国
内三反、五反运动接近尾声。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阵地战的胶着状态，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朝鲜停战谈判是当时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件头等大事
，国家需要选派一批政治上比较可靠的英语干部到朝鲜板门店这个敏感地区去从事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
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调到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同行的十几个人中，有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
、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解放初期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朱光亚副教授等。最年轻的是我和冀朝铸等三人。从板门店谈判开始的工作使我义无反顾
地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跨过鸭绿江的旅程是十分艰险的。美国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地面上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我们从新义州出发，连人
带铺盖一起坐上了敞篷军用大卡车。十几个人挤成一团，铺盖就是我们的座位。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一路冒着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
经过两天一夜停停开开的进程才达到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
我们一开始住在朝鲜老乡家里，办公室也设在朝鲜老百姓为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我们就这样在周围炮声隆隆、晚间必须拉起防空窗帘的
条件下进行工作。我的工作是：笔头翻译、打字、校对、英文速记等等。领导我们工作的是不出面对外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同志，他们通过电话和
电报直接向周总理和毛主席请示报告。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我
参与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翻译、校对和核查，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签署停战协定。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局部战争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1958年9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北朝鲜撤军。9月25日左右，我接到北京外交部的指示，命我从开城板门店调回国内，立即
前往波兰华沙，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中美关系的焦点从板门店转到了华沙。我随之同行的是黄华同志。黄华刚解脱西欧司司长的职务，
正在等候新的任命。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中央命令他迅速赶往华沙，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顾问，以协助王炳南大使。华沙会谈开
始后，任务繁忙，我是前去增援翻译工作的。在此期间，我向金门马祖发起炮击，台湾海峡局势十分紧张，美国人尤其敏感。因此，中美会谈几
乎天天开会，自朝鲜停战以来中美两国进行了最密切的直接接触。然而，由于美国坚持与中国为敌，从1955年开始的中美会谈，经过十五年
的一百多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62年5月，我奉命调回外交部，在翻译室担任主要翻译和笔译定稿。自1962年至1965年，我随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随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出访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国，还随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频频出访国外。在笔译方面，我
参与了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以及外交部发表的各种声明的翻译和审定。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我参与了周总理与基辛格的秘
密会谈，担任翻译和记录。10月25日，基辛格还向周总理预言当年中国仍进不了联合国。然而，话音刚落，联合国传来消息，联大通过了2
758号决议，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9日，我即随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
26届联大，联大结束后，我留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一干就是将近十年，到1981年1月才离开纽约返回外交部工作。在代表
团期间，我参加了安理会就各种问题召开的每一次会议，负责翻译和审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切对外文件和发言的英文稿。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联合国是我国正式参与的唯一国际组织，自开国以来，这是我对外接触最广泛的国际平台。我在纽约工作的十年使我增进了知识，开阔了
视野，提高了对外工作的水平。
1981年初，我到外交部翻译室担任领导工作，除了笔译定稿外，我自己不再担任口译。时值改革开放，翻译界也打破了闭塞限制的
局面，大有可为。我设法与国际组织以及国外语言大学的联系，广开渠道，为翻译人员争取锻炼和培训的机会，努力培养足负重任的国家顶级翻
译人员。翻译室的水平日益提高，人才辈出。
1986年我出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开始了我的大使生涯。1989年我被派往葡萄牙担任大使。为便利工作，我开始学习葡语，了
解葡萄牙的情况，与葡萄牙政府和人民进行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为改善中葡关系作出了努力。由于澳门是中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1993年
我被调往澳门担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自1987年，中葡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后，一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
澳门进入了过渡时期。我负责与葡方进行谈判，逐步解决了澳门在过渡时期所面临的各项问题，维护了澳门同胞的利益，为澳门的顺利回归作好
了各项准备。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于1997年（时年66岁）从现职大使的职务退下来，回国后担任一个非政府组织（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
国委员会）的负责人，直到2005年彻底退休。
我从走出复旦校门，投身外交工作54年。是复旦教育了我，培养了我，使我走上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了
一点绵薄的贡献。喜见复旦正在建成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我愿在有生之年扬鞭自奋，为复旦精神的发扬光大继续竭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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